九十、后父系时代
汉字可算是父系时代的标志了,那些女字旁的字大多是男权的反映。现在网络、通讯、媒体都很发达,文字已然成了附庸。如今读图时代,大量信息通过图象、录象和现场直播方式传播,完全颠覆了文字的地位。
于是女人找到了发泄她们几千年郁闷的机会,仅仅通过作秀她们就回到了中心舞台。女为悦己者容,女人的美色真的是由男人来定义来决定的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她们面对镜头就已经找到感觉了。镜头那一端可以是条狗,可以是片大海,也可以是人。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时代的山崖边看出一个仿佛地质年代的断层。反映到媒体上,像电视那么多频道,同时谈论那么迥异的内容。一个讲粮价如何艰难,一个大谈IT投资,一个正在播秀场风云。地质断层,沟通是不可能的,理解没有万岁。
有的男人还在父系时代里瞎混,他们把责任扛起,以为愚公可以移山。他们把自己累得贼死,然后对女人说一句台词,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之后倒头便睡了。他们有为夫的责任,也有为父的责任。碰上个婀娜多姿的小女人,他们没准儿还有为姘夫的责任,反正是负责惯了,概莫能外。那些贪官污吏,很多其实都是这么犯的罪,伸的手。他们以为这样才是真男人,伟丈夫。他们对妻子包感情,对家庭包责任,对情人包供给,可谓“三包男人”。
还有一些人,当然属于比较明智,抑或对时代发展把握准确、顺应时代潮流。他们决心当个三不男人,就是不负责、不主动、不拒绝。他们已然进入后父系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要求他们这样做,这个时代的女人们也要求他们这么做。女人们追求快乐,当然也不打算负责,所以她们对那些迫切想负责的男人有反感、有抵触、有厌恶,感觉上就像被三包了一样。
在后父系时代,家庭依然会继续存在,不然何以繁衍。但是家庭观念日渐淡薄,也是一个趋势。
首先是离婚率增长,这说明那种经久不息的爱情确实不如钻戒那样可以永远流传。
其次是爱情观念的转变。男女双方对忠贞的要求和期翼是同样的,爱情或许可以转变为亲情,但亲情不能替代爱情。
再次就是性生活多种多样。这点其实古人早已做到。但现代人掌握高科技和网络,有可能造就出虚拟的快感和更加奇特的意淫方式,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依赖,使性生活趋向完美的精神体验。
最为重要的是,在后父系时代,女人不再以责任要求男人,不再按照男人富有的程度决定婚姻的可能。男人也从“男子汉”、“大丈夫”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还原出自然本性。
九十一、网络新偶像的伟大意义
新偶像浮出网络,意义重大。它在向现实岸上诸君展示曼妙的同时,也在向那些著名的高级且时尚的娱乐垃圾挑战。
那些高级娱乐垃圾之所以高级(参见第四十八章《中国文化垃圾论》),是与比较低级的网络新偶像比较而言的,毕竟前者都是在社会上已经相当成熟的垃圾,而且是专业人士忝着脸皮搞出来的,其海拔水平自然在网络新偶像之上。而大多数的人因为其常见,也就不以之为垃圾,其臭气反而有越来越香的可能。
但是,已经出水的新偶像以其独特的清芬提醒了我们:垃圾永远是垃圾,即使那是上亿元才堆起来的。
正是高级娱乐垃圾的滋养,使得网络池中有了新偶像的种子。再加上大众的心领神会,终于出水。出水的新偶像立刻照出那些高级娱乐垃圾的丑陋。
它们就傲然屹立在我们的生活大平原上,它们就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中侵蚀着我们的理想,它们有着合法的外衣与学术的支撑,它们以文化暴力压制着我们的呼吸。
出水的新偶像喊道,看哪,那些大个儿的垃圾山啊,多么郁郁葱葱,可它们就是我身下的河泥啊。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越高贵的垃圾山越臭不可闻。
这,就是网络新偶像的伟大意义。
九十二、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中国的儒家是伦理学派,而且拒斥逻辑。其中的概念都是先验的,或者说,是不能论证只能实践。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又开了一个先验的哲学源头。从此一切可表述的东西,其核心是逻辑演绎或分析的东西,都成了等而下之。即使形而上的逻辑,也不及老子的一个道、孔子的一个仁。
后来的思想大多是在儒道基础上的发扬。其体系的建立,也多是先验的方法。
由于春秋思想的早熟,使得对大自然的研究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以致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使得人事代替了天象自然,使中国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人学上,而不是科学上。
对比古希腊哲学,我们在百家争鸣时代确实没有多少自然哲学。先人们似乎早就明白,他们去思考大自然的问题是瞎耽误工夫,是“名可名,非常名”。于是,发达的科学代替了古希腊幼稚的自然哲学,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把科学从实证的道路推上哲学的高峰。
屈原有《天问》,可见对大自然的兴趣,文学家甚至超过了思想家。除去墨家一些实用科学外,诸子从来没有把科学上到哲学的层次。前面说了,我们的先人已经把一切可表述的逻辑演绎或分析的东西(包括科学哲学、宇宙问题),都归入等而下之的部分。
一种哲学,只当被本民族的语言说明白的时候,才标志着这个民族真正地理解了。自然哲学来自西方,但并不是说所有哲学都来自西方。
我们的先哲既早熟又独断,既智慧又无奈。他们所留给我们的哲学(思想)财富到今天并没有被说清楚。那么,我们是否急于创造新的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