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SONGPIUS

很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内部对于孙中山武力讨伐袁世凯的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作为国民党的民意基础的以江浙商人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孙中山的行为也是存在严重对立的。对于大多数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民族资本家而言，稳定的市场是关系其发展命脉的关键，他们虽然对袁世凯这样的强权政府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满，但是又迫切需要袁世凯这样的军事集团维护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进而维护全国的稳定，用现在的话来讲，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进而保护他们的资本市场可以和平的发展，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机，而是孙的行为恰恰将会造成这种局面的破坏，所以，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商界，斥责孙的行为“暴烈举动”，要求“法律合法解决”

所以，在“二次革命”爆发以后，在上海出现了上海商界联名阻止陈其美的讨袁部队进攻江南制造总局，有甚者甚至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风报信，导致机会延误；在广东，广州商行代表密电袁世凯，请求调集在梧州的龙济光所部移军粤东，以”肃清盗匪“；一向支持国民党的中华全国总商会则密谋策动在日本的各大代表处，如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等会所，速将”叛国匪逆驱逐”，受其影响，其他海外的很多商界，名流等，纷纷斥责国民党“谋权叛国，对抗中央”，拒绝为孙的行动筹集经费。


而此时，孙中山本身和黄兴的矛盾逐渐加深，也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失败，袁军进攻江苏，黄兴于南京督战，事后，孙中山指责黄兴纵容江苏都督程德全，临阵逃避，导致江苏失败；而黄兴亦对孙中山所谓“联日反袁”的主张表示反对，孙中山因讨伐袁世凯的经费紧张，主张牺牲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换取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支持，黄兴表示反对。就两人性格而言，黄兴的民族主义性远远要比孙中山要强，对日本素无好感，早在1907年，黄兴和孙中山就为同盟会的会旗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根本，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而孙中山的思想里存在着浓厚的东亚主义思想，亦是所谓“泛亚洲主义”，强调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孙本人缺乏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深刻的认识，以人种，地域划分所谓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标准。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日本正是抓住了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消极因素，鼓吹所谓“大东亚主义”。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 qqsrj 金币 +23 鼓励 2011-8-9 0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