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四个“大义灭亲”的红色公主（1）刘少奇女儿刘涛
刘涛，刘少奇与第四位妻子王前之女。文革中，据母亲的口述，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一份揭露父亲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为全党全国批判刘少奇提供了一重型炮弹。
文革初，高干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破四旧”。当他们父母被批判后，他们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在清华上学的刘涛是清华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兼自动控制系文革主任）。运动之初，刘涛在清华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她父亲的支持，也得到进驻清华“特派员”王光美的支持。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刘涛变成了“黑帮”子弟。
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据与母亲王前见面的谈话，写了轰动全国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涛在大字报中揭发：王前16岁跟刘少奇结婚，但刘结婚时瞒了11岁，把43岁说成32岁。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的皮带扣子。刘还告诉王前要“吃小亏占大便宜”。刘少奇愤然说：我虽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我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用党费买金皮带扣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以便发生突发事件贿赂敌人。吃小亏占大便宜，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的东西，根本不是我的原意。
1968年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刘少奇的子女学习后向中央作出表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向毛泽东写了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的信，表示要进一步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这个批示通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发往全国（张绛著《刘少奇一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273页），从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称呼“家庭出身不好”而愿意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子女们的专有名称。
四人帮垮台后，刘涛弟弟刘丁首先与继母王光美和好。刘涛为了重新加入刘少奇子女们的行列。她又反戈一击，不惜同生母王前闹翻，与同胞弟弟刘允真闹翻，一心想和王光美亲热。无奈当年她背叛得太过份，她的弟弟、妹妹生她的气；加上“叛国投敌”的罪名，王光美始终没有原谅她。 1990年，刘涛退休，过着平民生活。1998年，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会隆重举行，昔日叛离家庭的刘涛又重新回到了大家庭中，不计前嫌的王光美以博大胸怀接受了她的所有孩子。
2006年10月21日，刘涛（左3）、刘丁（左2）及媳妇艾心琦（左1）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刘涛大赞王光美恩德。她向记者讲述与继母王光美妈妈相处的故事时，几次失声痛哭，无法言语……她告诉记者，当年她的生母王前因性格不合与父亲离婚后，把年仅3岁的她和年仅1岁的弟弟扔给了父亲。父亲在工作非常繁重的情况下，还得又当爹又当妈，王光美当时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00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刘涛和刘少奇孙子阿廖沙在广州农讲所参观刘少奇生平业绩展览，当她看到父亲文革中遭迫害去世的照片时，不禁失声落泪。刘涛回归了刘氏家族，继续获得国家主席死后余辉的照耀。她现在是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经常奔走各地，参观革命历史遗址，参加纪念刘少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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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当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批判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大字报时，她的儿子小波不但没有帮助和安慰妈妈，反而对蒙冤受屈的母亲充满愤恨，并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要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带领一些同学抄了自己的家。小波（老鬼）在自传体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恨你写的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八叉，使我面无光采”。“
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
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作儿子的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杨沫必须低头认罪１”“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杨沫！”“红卫兵万岁！”……“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的家砸个稀巴烂。”（老鬼《血色黄昏》）杨沫在《风雨十年家国事——〈自白——我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朱明雄编《传记文学选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163—165页）。杨沫写道：“那天好危险！我如果在家也会被他们反捆起来，口中再塞满破布，有病的心脏，不就很快窒息了吗？所以，我还得庆幸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这么个中了邪魔的儿子，为几个钱，我才不真生气呢。”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后，其妻董边也被打成妇联机关的走资派。他们的两个女儿多年后回忆说：“‘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直到两姐妹下放农村，经历了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从革命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在与母亲“划清界限”五六年之后的1972年，她们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亲，“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12期）
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回忆，妻子萧珊1972年去世之前，他到医院去看望她。“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24页）
“划清界限”有时是很无奈的。著名学者童书业之女童教英回忆了这样一件凄怆的往事：一天晚上，在大学校园里文史楼和家属宿舍之间的一片小树林前召开了批判会，“
这小树林小到只有二十几行树，却是校区到家属区的必由之路，走的人多了，小树林间小路纵横。我已不记得那天晚上排成一排挨斗的是哪些人了，只是看到瘦弱的父亲始终低头站在那里，待到斗完，他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在原地转来转去，一时竟找不到回家之路，我不敢上前扶他回去，怕给我们父女招来更多的屈辱，只能望着父亲找到路往回走，身影从我眼中消失为止。”（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306页）
“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揭发。只有进行揭发，才能证明是真正的“划清界限”。不过，亲人间的这种被迫的“揭发”一般都是避重就轻的，言不由衷的（当年小报上发表的一些名人、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所写的揭发材料多半如此）。也有的揭发是言不及义无关痛痒的，特别是一些被迫写揭发材料的小孩子，他们本身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值得揭发的问题，如艾晓明回忆她被迫写的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揭发的是“艾仁宽”（不称“我爸”）在家对我们不耐心教育，打我们，军阀作风，“我举不出我爸反革命的事实，更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说破天我爸顶多也就是反我妈、我和我弟，除了发脾气打我们，我都挑不出他别的坏处。” （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33页）
另一个影响极为恶劣的揭发，是文革初期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被女儿揭发“乱伦”。在李范五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后，为了将其搞臭，按惯例还得找到其“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做文章。想要打倒李范五的省委领导干部伙同造反派，三番五次找李范五的大女儿谈话，并事先写好了诬指李范五“乱伦”的材料让她签字，她不肯签，最后给她指出两条路：1、签名揭发父亲乱伦立即可以让她参军；2、不签名就按“黑帮”子女下放农村劳改。在这种情况下，她违心签了名。女儿的这个“揭发”在群众批判大会上一经公布，自然引起群情激愤，那幅由记者李振盛拍摄的李范五被强行剃阴阳头的历史照片，就是在那时拍下来的。
这件事使李范五及家人与他这个女儿的关系彻底破裂，李范五后来还立下遗嘱，不认这个女儿，自己死后也不让这个女儿来参加葬礼。此事在李家两代（甚至可能三代）人的心中烙下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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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亲娘亲不如老毛亲，看看这个比某些毛粉眼里爹妈还亲的老毛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破坏到什么样的地步。
当年有老邓的亲口批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虽然他尽力为毛遮丑，但假如他知道死后还被毛粉骂为矬子不知道会有何想法。虽说现在系统的文革回忆录很少出版，但在互联网中这些东西俯拾皆是，只差在毛粉肯不肯去正视而已。
我还是那句：毛粉假如进这个帖子，还是继续和你扯东扯西，就是不敢面对任何事实。
话说我上一个转的芦笛的帖子，某家伙开始还声称“毛消灭了文盲”，等我拿数字出来之后他就玩失踪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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