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分别开创了中国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而人是社会的基石,是历史和 文明的创造者,因此用人成为了世界上的最微妙、最复杂、最有意义,也是最易见成效的一项活动。如何从博大精深的老子、孔子思想宝库中汲取用人方法和用人哲 学的养料,是历代以来用人者和用人部门不断思考和实践的课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老子、孔子的用人思想进行了论述。
一、用人与为政
民乃政之本。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大到国家,小到企业,若求兴旺发达,必先求“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孔子认为,为政即“选用贤臣”,即“近者悦服,远者归顺”。《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自言:“子房、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备身无他长,然能得人,故三顾茅庐,可致天下三分而得其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亦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曾经说:“没有任何决策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比人事决策更有影响。”可见,用人直接关系着为政成败、家国兴衰。
鲁定公问孔子有无“一言而可以兴邦”,有无“一言而丧邦”。孔子说:“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人之言 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兴亡大事,虽不能以一言而定,但国君之 难,难在选臣,如知其难而慎其为,“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也算得上一言兴邦了;而国君之乐,乐在于人莫敢违,如其政令不善而下以行之,“予无乐乎为 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句话也就足以一言丧邦了。可知,孔子阐述为政用人的要义在于“以仁施政,以德用人”。
二、用人专断与用人民主
孔子学说认为,要达到知仁、用人、为政的最佳效果,主要在于用人者良好的自身品质、人格魅力以及表率作用。
子张问孔子,何为“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孔子说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 说:“自身正,不令而行;自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夏也说:“君子信而後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此所谓:自身仁,方取信于人,方可用人劳人。不 然,人皆以为苛刻自己而不能尽其用。
孔子身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期的君主专制时代,一生致力于维护封建礼教秩序。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子学说无法解决“为政专断”和“用人专断”的问题。 要想靠为政者和用人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专断的。而从“用人专断”到“用人民主”的渐进性转变,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历代用人(主要为官员),在夏商时期为世袭制,到汉代之初始现察举制,而到大唐时期出现了科举制,并成为“选人择优”的一个划时代变革。发展到现 代,聘任制、委任制、选任制等多种选人用人制度并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完善任用重要干部公推票决制度,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或将成为“用人民主”的另一个划时代标志。民主用人和制度用人是克服用人专断、规避用人风险的根本方式,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 期,理应坚持和发展。
三、道德用人与制度用人
道德与法制是辩证的关系,故道德用人与制度用人也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再回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现出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发展规律。
故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思想饱含辩证法,深刻道出了礼法制度产生的根源 在于社会的形成发展,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固化,在于人性逐利的客观现实。人性对于利益欲望的渴求,既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当人的基本 利欲需求得不到满足,却以礼法制度来压制,这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孔子学说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仁”和“礼”。“礼”是为维护社会政治秩序而对人思想、行为的既定性约束;“仁”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高度而对社会政治 秩序的自觉性维护。如果把孔子的“礼”理解成现代意义的“民主法制”,那么“礼”与“仁”正是对立统一的两面,故“制度用人”与“道德用人”也应是对立统 一规律的实际运用。
制度用人虽然是道德用人的进一步发展,但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执行。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政治路线比干部因素重要,但政治路线也是由更高一级的干部制订明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永远在制度之上。
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为了“和”,但“和”要靠“礼”来节制。对待用人问题也要有此辩证态度,即在用人制度中找到适用性和约束度的平衡,使得道德用人能够落到实处。
四、用人管理中的人性问题
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礼法制度的繁复,会不可避免地遏制人性的发展,最终造 成混乱失控的局面。所以老子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高妙的法规制度往往让人浑然不觉而不违,而苛刻严厉的法令却能让民风尖刻 浇薄,使得法令名存实亡。故老子说:“俭,故能广。”“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孔子也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 也,宁固。”用人者当从中汲取管理智慧,不应去追寻制度上的巨细无漏,只须遵循人性规律,做到简单适用就足矣。
但“人性”及“人性规律”是一个复杂、永恒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不容易把握。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君子的礼数被当成了小人的谄媚,这样的误解连孔子也不能幸免,可知把握人性、引导民意之难。
因人有不同,见识有深有浅,整体而言,民众之多数者易从众,易被引导,易被误导甚至被蛊惑,直至产生社会破坏力,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大众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当代学科对此有所研析,在此不作深究。但如何站在人性的角度,理解和引导多数人,发挥正面导向作用,调动人的主观 能动性,使用人工作得到绝大多数人(也包括被选用者本人)的心理认同,做到用人效用的最大化,这应是用人者深刻思索的问题。
五、用人管理中的“礼”与“下”
追求用人效用的最大化,需做到“礼”与“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即人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其次要满足安全需求,再次要 满足情感和归属需求,进而满足尊重需求,最后满足自我实现需求。高明的用人者除了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之外,必定还会注重人情感、精神方面的满足。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这是“礼”。
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曾子说:“以能问於不能,以多问於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历史上的周公吐哺,曹操跣足,刘备三顾茅庐,这都是“下”。
故以礼待人,做好沟通,不只是修养问题;关心下属,礼贤下士,亦不只是风格问题。这些还是以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内核,以广纳贤才、人尽其才、集思广益为目标的现实需要。
六、用人管理中的“信”与“励”
追求用人效用的最大化,还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人都能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这就需要用人者“信而励”。
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得善得信者,始可以得人。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 者,是贤乎?”不预先怀疑别人伪诈,不臆度别人的诚信问题,但能察微知著,预先防范,这才是贤德之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凭空臆测、定 非不可、拘泥固执、唯我独是,此“四弊”用人者当以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才是“信”。
进而还须“励”。首先,多赋予被选用者挑战性的工作,激励其探索和求知精神,以发挥其潜能。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孔子说:“不曰如 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要让其知道自己不足,并进而求知,不然,圣人也无法调教。其次,关心选用对象的个人发展,适时开展岗位交流,艺术处 理调职问题,能者上,平者调,庸者下,避免出现岗能不符。第三,平衡爱与恶、放权与控制的关系。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对一个人再看重喜爱,也要有所约束和控制;对一个人再讨厌不屑,也要给其施展作为的公正平台。只有这样才能“不病”、“不惑”,才是用人的高境 界。
七、用人者的“择处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为人处世至于至善的凝练概括。用人部门、用人者的自我要求须是仁,做择人用人等重大决策的标准和依据也应当是仁。
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心中有仁方能尽善尽美,做决策时没有仁的概念怎能算得上明智?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有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意识和行动,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强加给别人。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去琢磨比别人强,比别人好,始终存有一种高尚品格和宽广胸怀,进而努力达到人立人达的人生境界。
《论语》中记载:公叔文子举荐一个叫“譔”的下臣为公卿,位置与自己等齐,并同见于国君。孔子认为公叔文子其名为“文”,其实不虚,很了不起,几近乎仁。用人者也当有公叔文子的眼界和胸襟。
八、参悟事物发展规律以用人
人有其本性,事物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未掌握规律而妄加判断、横加干预,用老子的话说就叫“不知常,妄作凶”,终会碰壁吃苦头。对立统一,中庸之道,道法自然,三法看似玄虚,然皆适以“用人”。
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从中可以参透信任爱护与辜负妄为的辩证关系。
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燥君”、“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此二言可以看作施政用人“当以重持静处、切忌急功近利”的经验感悟。
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可有取立荣功之愿,须无必得宝座之执。冷静超脱是为上。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以约失之者鲜矣。”繁以为简肆以为约,归真返璞可保长久。用人以约可得仁。
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事情做得越深入,回旋余地就越小,用人管理也不要钻牛角尖。
老子说:“孰能浊以止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谁能在混乱中镇定,悄然澄清局势;谁能在僵化中灵动,逐步转现生机。所以处事无须盲动,教化可以不言。面对复杂的形势人事变化,此亦可为应对之道。
九、跳出“用人”看用人
虽说选人用人是施政和治业的重要手段,是组织和管理的主要内容,但“用人”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用人问题。用人所作的工作全都围绕“人”来展开,其涉及的广度、影响的深度,绝非其他事情所能比。因此必须摆脱“用人”的狭隘观念,以哲学思辨的态度思考用人问题。
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里,老子阐述了用人管理的几个境界层次:最智慧的领导 者,下面的人只是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下级对他亲密赞誉有加;再次一等的,下级对他敬畏害怕;最差的,难免受到轻慢侮辱。领导者威信不足,未必是世风 日下、人心不古,很可能是自己确无可亲可畏之处。
司马迁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高明者处事,顺应形势、遵循规律;次者,把握人心,以利导之;再次者,教育教化,宣传开导;再次者,法规约束,刑罚加之;最下者,与之争利,势成水火。
两句话对照看,老子之言是为果,司马迁之言恰为因。
故用人管理的最高艺术,是全然把握社会心理和人性特点,不横加干预而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真正做到因势利导,垂拱而治,就像老子所说的“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